编者按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全国人大代表袁俊洲、刘忠和孔庆菊积极履职，在与检察机关的互动交流中，碰撞出生动的履职故事——

“我们企业是标准化体系的受益者”

为检察机关打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点赞

全国人大代表 袁俊洲

袁俊洲（左）在实验室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年初，受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许多企业面临重重危机。

我所在的山东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主营润滑油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售后等业务。受疫情影响，初期人员无法按时到岗，商品生产停滞；进出口贸易受阻，订单的履约难度大大增加；侵权案件频发，异地立案难……

3月份，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复工复产的号角吹响，这让许多苦苦支撑的企业看到了希望。复工复产初期，企业迎难而上寻求自救自助，同时国家相继出台利好政策，为经济复苏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

4月初，就在我们企业逐步恢复生产经营时，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斌一行来到企业走访调研，并提出卓有实效的复工复产建议。在交流座谈中，张斌主动问询企业近况，了解实际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在得知企业复工复产非常顺利时，张检表示现在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希望企业在做好复工复产的同时继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并提出疫情防控期间的合规经营、金融风险防范等建议，帮助企业提高生产经营法治化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

据我所知，济宁市高新区很多企业近年来深受侵权困扰，在高新区检察院的支持与帮助下，多数知识产权案件得到了依法处理，营商环境得以改善。但发生在外地的侵权案件，取证难、立案难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尤其在疫情期间，严格的交通管制让企业在维权道路上变得“有心无力”。

当我把问题反映给检察长后，他表示将加大涉企知识产权类案件排查力度，收集案件线索，从严从快依法打击侵害企业权益犯罪；通过远程系统加强检察机关内部联动，对外地涉知识产权案件的调查取证给予支持。这一系列举措给我们吃了定心丸，彰显了检察机关护航民企发展的决心，在复工复产的关键时刻，让企业深深感受到检察机关司法保护的强度与力度，以及检察机关服务大局的意识。

在充分了解辖区企业发展的瓶颈后，高新区检察院一方面加大力度帮助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着手总结工作经验，以便更好地满足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需求，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通过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标准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反复实践，该院为企业打造的检察机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标准体系应运而生。

这一标准化体系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聚焦服务企业，强化“用户思维、客户体验”，制定检企联系、法律咨询服务等工作规范，做到“专业、专人、专案、专办”。

检察机关把司法办案作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途径，完善知识产权案件审查逮捕工作指引、审查起诉工作指引、民事行政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规范等，实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全业务标准化；制订知识产权案件线索管理、提前介入、宣传教育、延伸服务等工作规范，实现知识产权检察服务全过程标准化；制订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专利、侵犯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案件证据标准指引，为办理案件提供流程简明清晰、内容具体详实的操作范本。以标准化的流程和内容，与政务服务有机衔接，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同时，为实现检察机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全要素、全链条、全覆盖、全融合”的系统架构，确保线上线下相互贯通，该院打造了知识产权检察法律服务云平台这一“线上阵地”，注重发挥“企业库”“专家库”“政策法规库”“案例库”等数据库作用，为企业用户提供高质高效的数据应用和法律咨询服务。济宁知识产权检察法律服务中心作为“线下阵地”，充分发挥建在园区、贴近企业的优势，坚持“邀请企业人员走进检察”和“检察人员走访企业”的互动工作模式，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我们企业是标准化体系实实在在的受益者，我认为检察机关为民营企业发展倾注了心血，让我们切实享受到了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保护了我们企业的合法权益，也传递了检察服务企业发展的正能量，企业与检察院的双向联动，必能实现法治与经济的双赢局面。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徐晓彤）

“继续通过检察建议进行类案监督”

建议对涉未案件共性问题开展调研

全国人大代表 孔庆菊

青海省门源县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孔庆菊（前排左三）与学生交流课业

我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对检察机关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工作非常关注。

近年来，青海省检察机关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加大未检工作力度，坚持办案、帮教、救助、预防于一体，全面落实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特殊制度，不断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全面综合司法保护，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2020年6月11日，参加门源县检察院举办的检察开放日活动时，我提出要重视涉案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和矫治问题。有些未成年人在得到检察机关救助后，滋生了不劳而获的思想，靠救助金过活，这样就失去了救助的意义。我认为，必须建立有效机制，跟踪关注救助金发放和使用情况，让救助金发挥真正的作用。

检察机关很重视我的建议，工作中不断加大对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监督力度。比如，会同有关部门或借助专业力量，实施多元综合救助，帮助被害人及其家庭摆脱困境。在办案过程中，加强与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合作，在无偿、自愿、保密和尊重的前提下，对未成年被害人实施心理疏导和矫治。

我们不能只看案件本身，要思考案件背后的社会、家庭、学校等因素。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要综合考虑处理结果对他们未来的影响。

青海省检察机关在办理具体的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做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用尽用，坚持“少捕慎诉少监禁”原则，严格把握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并及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积极开展帮教，将心理疏导与司法办案结合，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测评等服务。以上这些做法我很赞成，让未成年人感受到司法温度的同时，也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在法治宣教方面，检察机关用当下学生们感兴趣的语言形式，通过发生在同学身边的事情进行案例教学，在让孩子们对法律心生敬畏的同时，学会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2020年，青海省检察机关整合社会力量，探索建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2020年12月22日，青海省检察院干警与我联系，交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我建议，重点强化校园安全管理，预防性侵未成年人以及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对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开展调研，继续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进行类案监督，督促完善相关制度，抓实抓好“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深化“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要求，为教职员工讲述内容丰富的法治课，做好检校共建工作。认真抓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落实工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责任。持续加强与教育部门的沟通协作，继续加强与人大、政协、共青团、妇女联合会、司法厅、民政厅等的沟通协调，逐步健全工作机制，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加快构建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支持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李维 通讯员王丽坤）

“国家高质量发展，须壮大高质量蓝领阶层”

建议强化对教育培训机构和行政机关的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 刘忠

刘忠在工作间

我是四川凌峰航空液压机械有限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刘忠，我们是一家专门从事航空产品生产和制造的企业。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在航空制造行业表现尤为明显，产品报废率一降再降，从以前的10%降到3%，直到现在的“零缺陷，零容忍”。严苛的高质量制造要求，背后需要高质量技术人才做支撑。为此，我所在的公司及下线企业专门举行了多次技术人才招聘会。人招到了，但是这些新员工经过几个月的岗前培训，依然不能将其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效衔接起来，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这是行业的个例还是普遍现象？带着问题，我走访多家企业，发现一个共性问题，目前企业出现“用工荒”，这个“用工荒”不是招不到人，而是招不到企业想要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我发现，一些电商平台或线下甩卖场，人们能够以较低价格买到所需商品，不管电商客服还是物流，服务都很到位。可是商品投入使用时，用户体验和质量总不太令人满意。反观一些出口转内销的同类型商品，无论用户体验还是质量要好很多。原因在于，受消费习惯影响，国内市场的商品生产和销售往往以数量和服务取胜，而对产品本身的质量关注度相对较低。

2020年以来，不少小微企业甚至大中型企业倒闭，有些是受疫情影响，更多的是因为企业缺乏高质量的产品，国际市场很容易找到替代品，原生产企业自然就失去竞争力，从而走向倒闭。这一切，归根结底就是缺乏能够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队伍。

目前我国各类技术人才呈现“金字塔”形分布，“塔尖”高端人才较少，“塔身”高质量技术人才明显不足，“塔底”普通技术人才较多。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就要大力发展专业型职业教育，培育高质量技术人才，壮大高素质“蓝领阶层”。

我认为，现阶段职业教育应该以培养高质量技术人才为目标，着力解决人才质量的“优”和“劣”问题。

在发展职业教育时，我希望继续深化国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政策。打破合作面不广、合作领域窄小的局面，畅通人才培养输送渠道，完善需求反馈机制，尽早让用人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培训过程中，扩大校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地方政府部门应积极配合国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政策的落实，结合地方实际，出台地方性政策法规，梳理存在问题，细化具体措施，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政策的实施。

抓好农民工职业教育工作。结合农民工自身优势，明确培训方向，保障培训效果，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对接的职业教育链条，逐步将农民工转变成为技术工人，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加强职业教育监管工作。要突出质量监控，教育机构、培训机构以宽进严出的方式，严格把控培训效果，发放结业证书。要强化行业监管，行政部门应加大对教育机构、培训机构的监管，严厉清理整治不合格、不规范的教育培训机构，肃清培训市场。要推进法律监督，检察院应充分发挥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从司法的角度加大对教育培训机构和行政机关的监督工作。

完善职业教育评估机制。强化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导向性，将用人企业，第三方评估机构引入到职业教育成果的考核当中，让用人企业，第三方评估机构共同为职业教育机构打分，并将考评结果运用于职业教育机构办学评定审核当中，不断促进职业教育机构主动提升教育质量，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优质人才。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曹颖频 通讯员唐诗 柏雄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