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无论愿不愿意,崔永元似乎已经和“实话实说”这四个字牢牢绑在了一起。提起他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那档曾经风靡荧屏的“脱口秀”式谈话节目。6年前通过“重走长征路”筹集到1800万善款,用于改善沿途两百多所乡村学校的教学条件;他嬉笑怒骂,挥斥方遒,借助微博等网络载体时评当下热点话题,甚至于为了引起社会关注,他高调请农民工吃饭;而对于自己的私人电影博物馆,却低调不宣,几度避谈。“或许,这也是我性格中最大的特点。”他说自己这个性格可能来自父亲的遗传,更离不开母亲“粗放式”的教育。
人生从“实话实说”开始
1963年,崔永元出生于天津,是家里4个孩子中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崔永元总说,父亲是部队的政委,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因为父亲随工程部队常年在外,4个孩子的教养重任最终落在母亲身上。对于他们的“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母亲伤透了脑筋,常以“打”为上策,希望能“通过伤皮肉触及灵魂”。 一次在上学的路上,崔永元和几个同学捡到一条白纱巾。那时候,纱巾算得上是奢侈品,几个同学将它在手里传了一圈,又传回到崔永元手中。到了学校,他将纱巾交给老师,“还因为拾金不昧受到了表扬。”没想到,傍晚,崔永元刚走进家门,母亲手执笤帚劈头盖脸朝他打过来,母亲打他的理由是几个同学一起捡到的纱巾为什么说成是自己捡到的。现在想起来,崔永元说不会再记得皮肉之苦,记得的永远是母亲的好:“用现在的教育观念去衡量那时候父母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母亲学问不高,也未必懂得多少大道理,但我一直能感受到她的善良、正直以及由母爱而生发的简单、粗暴。她以一种朴素的判断来决定对孩子的要求标准。多年以后,我和哥哥、姐姐相继参加工作,得到的共同评价是善良、老实,甚至有些窝囊。”
1981年,崔永元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被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录取。1985年7 月,崔永元从广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报》。1986年年底,电台综合节目部筹备了一个新栏目叫《午间半小时》,崔永元“削尖脑袋,钻了进去”。接下来的那段日子,因为采访,他跑遍了全国各地,终于开始了自己梦想的记者生涯。后来,崔永元又开始“见异思迁”,想出去干点“私活儿”。这一干,就干到了中央电视台。1996年3 月,央视计划推出一档全新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编导找到崔永元,一头雾水的崔永元决定去试试。有同行说:“他天生有一种平民感,放在人群里几乎找不出来,却又很有想法,有一种冷幽默和极强的现场控制能力。”据她分析,这似乎也是崔永元能让《实话实说》打响的最大原因。更有专家评价说:“《实话实说》在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中无疑具有拓荒性。”半年后,《实话实说》的收视率一路飙升,成了央视的名牌栏目,崔永元也随之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嘴”。
1个提案附件带270个问题
去年两会中,崔永元给自己的履职成绩打58分,称努力了哪怕58分也是自己心目中的100分。今年已是他履职的第五年,不过他表示不给自己打分了。“今年的提案只有一个,但是有270个问题。”这份提案附件有13页,是他在两会前公开自己网上邮箱、征集网民向两会提出的建议汇总。“有的我们可以直接回复,有的我们可以出面和相关部门沟通,然后再回复,等于建一个网上的大信访局,老百姓反映问题的渠道就增加了,有这么多代表、委员可以帮助老百姓,同时也是帮助政府。”崔永元说。
“可能不像自己想象的有用,也不像自己想象的没用,起码有些声音得到重视。本身作为媒体人,有些声音发出很多次,但没有在两会上有力量。”崔永元说。关于自己的提案回复,崔永元对大部分办理单位并不满意,“提案是都回复了,但大部分是‘礼节性回复’。”崔永元举例说,“比如我给你发短信‘我爱你’,你回‘收到’,这是什么情况?”不过,崔永元说也有两个提案的回复印象深刻。一个是关于建立口述历史博物馆的提案,文化部非常重视,开会就开了两三次,还找了相关方面专家。第二个就是关于给某些因为时代原因而被禁播的影片解禁的提案,承办单位回复说“不同意”。
“我觉得‘不同意’也可以,我不认为每一个代表、委员的建议都是必须采纳的,但是我希望大家真实回复。我们不怕被拒绝,就怕不理我们。”崔永元说。“我觉得委员的一句话、一个提案、一个建议,能帮助很多人,这么想就会特别卖力气。我也希望每个人都尽力,别来享受,别来开同学会、老乡会,否则就太辜负老百姓了。”对于下一个五年里是否会连任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说,“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荣誉,那么不让当心里肯定难受,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当不当都能履职。”
为口述历史而焦虑
口述历史是崔永元的一个梦想。
2001年,崔永元去日本看到了日本口述历史的收集,他当时对这门学科不甚了解。第二年,崔永元因为个人兴趣开始做电影资料的收集。在收集过程中他发现,老电影人讲的个人史、电影的亲历感受就是一段历史。
“你熟悉中国电影的历史,就有可能熟悉中国的历史,所以我们把对中国老电影人的采访做成了口述历史的采访。”崔永元说,“我们把过去时代的那些人、事件用影像记录下来,千百年之后大家还可以用这些资料去研究,从而看到时代的变迁,那时对时代才有更深的理解。”崔永元说,他已经与中国传媒大学签订了合同,他希望能建成中国第一座口述历史博物馆,将来会对全国、全世界学生、研究者开放,供他们写论文或写专著时使用。
建设中最困难的是软件,志愿者需要把将近十万个小时的音像素材,重新整理分类、提取关键词、文字校对。“相当耗费精力,目前已经收集到手的素材估计要20年才能整理完。”崔永元说。
除了电影史,崔永元还做了外交、留学、知青、战争、音乐、私营企业家的口述史。在他看来,这个耗费巨大精力、物力、财力的浩繁工程,短时间内毫无前景可言。“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也意识不到它有什么重要性,但我每天会为此焦虑、为此睡不着觉。历史会随着历史人物的消失一点点变得形象模糊,我们希望能跟时间赛跑,能采访到更多老人,了解更多历史事件,让后人研究的时候尽可能地利用这些资料,接近历史的真实。”即将开始的是“西南联大口述史”,崔永元说,目前已有110多位老人等着他们采访,“3年之内能采到60人就算成功了,因为老人年龄大,他们等不得我们。”